“做学问一定要有好身体”——记韦政通先生
今年2月10日,我在台北内湖第三次拜访韦政通先生,他说:“我生于1923年。”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已经九十五岁:每天练气功、读书、写书,生活全部自理,讲话中气十足,完全看不出衰老之象。晚上,韦先生请我在湖边的小馆小酌,他喝了三杯58度“金门高粱”。临行时,我想送他到家里,他步履轻松,坚持在小区门口就道别:“我一个人回家就行,放心!”
我当时闪念:韦先生活到百岁完全不是问题。但世事难料。我后来听何怀硕先生说:8月4日晚饭后,韦先生一个人散步出小区,准备到附近洗相片,突然被一辆摩托车撞到。8月5日凌晨就逝世了。
第一次见韦政通先生,是2009年夏天。当时是韦先生身体健康的低谷,他的手已经不能写东西了,料想自己的写作生涯即将画上句号,就连藏书都捐出去了。客厅挂着何怀硕的书法“智慧不老”,韦先生说:“‘智慧不老’是对自己的勉励。我现在手不能写字,但嘴还能讲,所以到内陆去讲学,他们整理的内容就是我的最后一本书,书名叫《智慧不老》。”
2015年春天,我再去台北,打电话给韦政通先生,他说:“你住在哪里?我来看你。”我说:“当然是我来府上拜访您。”到了韦先生家,他说:“你上次来看我时,我的手不能写东西。过了一年多,我突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,叫‘三分钟懒人气功’,便去买了一些气功书,照着练,每天早上起床练一个小时,睡前再练一个小时,练了一年零一个月,手又开始能写东西,这几年又出了好几本书。现在我还能坐飞机到深圳讲课。老弟,做学问写文章一定要有好身体,到老了会活得越来越好。”当晚,韦先生已订好一家酒楼,又带上“金门高粱”,和我对饮了三杯。
谈起自己的治学之道,韦政通说:“像我这样自学成才的人,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。”对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钱穆,韦政通说:“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。但在思想上,我跟他有些距离。他对传统的感情是真诚的,很了不起,一生做的学问很可观。”
当年初到台北,韦政通在一家小报当记者,同时写作小说、散文。1954年,韦政通厌倦了“浑浑噩噩的生活”,辞去新闻工作,搬到台北大屯山麓一间茅屋居住,卖稿为生。这一年3月21日,由劳思光介绍,第一次拜见牟宗三。韦政通回忆:“真正让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是牟宗三先生,一个巨大的生命震撼了我,就把我的人生道路整个改变。在改变的过程中,我也吃了很多苦头,跑到山里住,过的几乎是一千年前穷书生的生活。钱花完后,我穷得要命,一个馒头吃一天,拿开水泡,分几次吃。熬过几年,要把没有走过的路补回来才行。”三年山居生活中,韦政通苦读了大量书籍,为了买一部八册的《陆象山先生全集》,典当了当时唯一的一套冬季西服。
1957年,韦政通从台北大屯山南下,至南投碧山岩的寺院安身,教寺院女尼文史课,生活稍为安定。
1958年,韦政通由徐复观相助,以著作检定获教师资格,到台中第一中学任高中教师。韦政通说:“徐复观对我是有恩的,没有他,我就没有办法教书,他带了些文章找当时的教育厅长,说:有个年轻人需要你帮个忙,他学识好,如果你能在任何高中里找到有这样水平的老师,我就不姓徐。他这样对厅长说,我才有一个学校去。徐先生五十岁在学术上奋斗。他天赋很高,写得一手好文章。他去世时是八十岁,三十年工夫在学问上有很大的成就。徐先生的自学精神给我影响很大,是现成的榜样。中国有一个传统,就是自学成大才的传统。梁漱溟是自学的,高中毕业就到北大教书去了。钱穆是自学的,徐复观也是自学的。没有经过正式的高等学校训练,一样可以搞出一片天地。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国外拿学位回来的人差,甚至影响更大。”
数十年间,韦政通著述不断。他说:“我太太最欣赏我的就是用功。她说,她这一生没见过这么用功的人,数十年如一日,不知道孤独,不知道寂寞,没有过年,没有过节,就是工作。”
韦政通著有《中国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哲学辞典》、《中国的智慧》、《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》、《传统的更新》、《中国哲学思想批判》、《伦理思想的突破》、《先秦七大哲学家》、《孔子》、《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》等。他自觉学术之路宽阔:“思想史是从上古写到十九世纪,二十世纪也写了很多,几千年贯穿下来的。还有专门研究,荀子、董仲舒、胡适、梁漱溟。我写了大概有七十万字的杂文,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。”
在韦政通的著作里,《中国思想史》是最大的一部书。1977年至1979年,他全力投入近百万字的《中国思想史》写作之中,每天工作12至16个小时,进入“非我作诗,乃诗作我”境界。他说:“那部书比较能确定我的地位。把几千年的东西写进这么大一部书,做这样工作的人很少。拿体育来比喻,很多人是短跑健将,但长跑很难。要写一部大书是个长跑,需要很好的身体,很坚强的意志,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到达终点。”
今年2月10日,我在台北内湖第三次拜访韦政通先生,他说:“我生于1923年。”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已经九十五岁:每天练气功、读书、写书,生活全部自理,讲话中气十足,完全看不出衰老之象。晚上,韦先生请我在湖边的小馆小酌,他喝了三杯58度“金门高粱”。临行时,我想送他到家里,他步履轻松,坚持在小区门口就道别:“我一个人回家就行,放心!”
我当时闪念:韦先生活到百岁完全不是问题。但世事难料。我后来听何怀硕先生说:8月4日晚饭后,韦先生一个人散步出小区,准备到附近洗相片,突然被一辆摩托车撞到。8月5日凌晨就逝世了。
第一次见韦政通先生,是2009年夏天。当时是韦先生身体健康的低谷,他的手已经不能写东西了,料想自己的写作生涯即将画上句号,就连藏书都捐出去了。客厅挂着何怀硕的书法“智慧不老”,韦先生说:“‘智慧不老’是对自己的勉励。我现在手不能写字,但嘴还能讲,所以到内陆去讲学,他们整理的内容就是我的最后一本书,书名叫《智慧不老》。”
2015年春天,我再去台北,打电话给韦政通先生,他说:“你住在哪里?我来看你。”我说:“当然是我来府上拜访您。”到了韦先生家,他说:“你上次来看我时,我的手不能写东西。过了一年多,我突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,叫‘三分钟懒人气功’,便去买了一些气功书,照着练,每天早上起床练一个小时,睡前再练一个小时,练了一年零一个月,手又开始能写东西,这几年又出了好几本书。现在我还能坐飞机到深圳讲课。老弟,做学问写文章一定要有好身体,到老了会活得越来越好。”当晚,韦先生已订好一家酒楼,又带上“金门高粱”,和我对饮了三杯。
谈起自己的治学之道,韦政通说:“像我这样自学成才的人,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。”对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钱穆,韦政通说:“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。但在思想上,我跟他有些距离。他对传统的感情是真诚的,很了不起,一生做的学问很可观。”
当年初到台北,韦政通在一家小报当记者,同时写作小说、散文。1954年,韦政通厌倦了“浑浑噩噩的生活”,辞去新闻工作,搬到台北大屯山麓一间茅屋居住,卖稿为生。这一年3月21日,由劳思光介绍,第一次拜见牟宗三。韦政通回忆:“真正让我走上学术道路的是牟宗三先生,一个巨大的生命震撼了我,就把我的人生道路整个改变。在改变的过程中,我也吃了很多苦头,跑到山里住,过的几乎是一千年前穷书生的生活。钱花完后,我穷得要命,一个馒头吃一天,拿开水泡,分几次吃。熬过几年,要把没有走过的路补回来才行。”三年山居生活中,韦政通苦读了大量书籍,为了买一部八册的《陆象山先生全集》,典当了当时唯一的一套冬季西服。
1957年,韦政通从台北大屯山南下,至南投碧山岩的寺院安身,教寺院女尼文史课,生活稍为安定。
1958年,韦政通由徐复观相助,以著作检定获教师资格,到台中第一中学任高中教师。韦政通说:“徐复观对我是有恩的,没有他,我就没有办法教书,他带了些文章找当时的教育厅长,说:有个年轻人需要你帮个忙,他学识好,如果你能在任何高中里找到有这样水平的老师,我就不姓徐。他这样对厅长说,我才有一个学校去。徐先生五十岁在学术上奋斗。他天赋很高,写得一手好文章。他去世时是八十岁,三十年工夫在学问上有很大的成就。徐先生的自学精神给我影响很大,是现成的榜样。中国有一个传统,就是自学成大才的传统。梁漱溟是自学的,高中毕业就到北大教书去了。钱穆是自学的,徐复观也是自学的。没有经过正式的高等学校训练,一样可以搞出一片天地。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国外拿学位回来的人差,甚至影响更大。”
数十年间,韦政通著述不断。他说:“我太太最欣赏我的就是用功。她说,她这一生没见过这么用功的人,数十年如一日,不知道孤独,不知道寂寞,没有过年,没有过节,就是工作。”
韦政通著有《中国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哲学辞典》、《中国的智慧》、《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》、《传统的更新》、《中国哲学思想批判》、《伦理思想的突破》、《先秦七大哲学家》、《孔子》、《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》等。他自觉学术之路宽阔:“思想史是从上古写到十九世纪,二十世纪也写了很多,几千年贯穿下来的。还有专门研究,荀子、董仲舒、胡适、梁漱溟。我写了大概有七十万字的杂文,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。”
在韦政通的著作里,《中国思想史》是最大的一部书。1977年至1979年,他全力投入近百万字的《中国思想史》写作之中,每天工作12至16个小时,进入“非我作诗,乃诗作我”境界。他说:“那部书比较能确定我的地位。把几千年的东西写进这么大一部书,做这样工作的人很少。拿体育来比喻,很多人是短跑健将,但长跑很难。要写一部大书是个长跑,需要很好的身体,很坚强的意志,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到达终点。”